推理女王的人生“解锁”书

作者：俞耕耘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“金字招牌”。费解怪异的疑案，眼花缭乱的线索加上滴水不漏的推理，她就像逻辑的化身，向我们展现精密思维的极致。

《阿加莎·克里斯蒂自传》与其小说不同，倒是流露出女性的特质：自由随性，信笔由缰的洒脱，让记忆的细节被时光从容浸过。也许，写自传的念头是大批作家年老后的“自然规律”，她60岁下笔，15年完成40余万字。在我看，回望自己亦是创作关于自己的小说。只不过你不必那样紧绷神经，绞尽脑汁。《自传》邀请你化身另一个波洛先生、马普尔小姐去回味克里斯蒂生活的“蛛丝马迹”，破译一下这个妇女如何一不小心成了“一代宗师”。

在《自传》里，我们会发现她成功的几大线索：那就是天赋、阅历、趣味、闲暇和道德感。罕有女性能像她一样将想象力、思考力和观察力调配得如此完美，如同三驾马车的智力疾驰。她五岁就自如阅读、爱好广博；一口流利法语，却不在乎拼写问题；投资房产，兼具经济头脑；两次世界大战，丈夫出轨，神秘失踪，更增了她经验的厚重。

她笔下的波洛——矮个子比利时人，两撇小胡子，保持着疑心的独行生活，不正是独立思索，窥察人性的侦探人设吗？姨婆的狠准直觉和小题大做，也化作了马普尔小姐的锐利尖刻，好奇心爆棚。《自传》就像小说的解码书，透露了不少创作历程、小说缘起与人物原型。克里斯蒂因为“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”才走了写作道路。她很可能是个被写作耽误的钢琴及戏剧表演艺术家。她全心投入家庭主妇生活，却遭遇丈夫出轨的变故。第二次婚姻与小自己14岁的考古学家结合，可谓志趣相投：侦探小说不就是一种“考古”罪案现场的游戏吗？

克里斯蒂的成功在于游戏心、平常心造就的写作“乐趣”。写推理小说从来不是事业，而是人生的闲情，贴补家用的“外快”。从而，她不会陷入专职作家的苦恼。她在母亲激励下拿起笔，大战给了她沉溺构思的闲暇，护士、药剂师的从业经验培养了她的精密。她却用这精密寻找“作案道具”。当工作的药房四周都是毒药，那么她就地取材，信手拈出一个“投毒案”，让波洛先生在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里登了台。热爱火车旅行，遍游欧亚大陆的她再次利用熟悉的异地空间，创作出了杰作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

可以说，这部小说把密室侦破上升为一种经典范式：所谓的“乡野别墅派”。阿婆也像一个女版波洛，她对英国小姐德贝纳姆的看法更像一种快意自嘲。“她是那种无论在哪儿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年轻女人，沉着而且有能力。”“不过，她看起来太干练了，不是心目中的‘美女’”。她和波洛一样，有着“快速人脸识别的系统配置”，却不相信表面的证据证词。

她总是从心理动机出发，只相信自己的头脑和情感逻辑，靠在沙发上闭目就能还原应有的终局。克里斯蒂之所以广受喜爱，不只在于她构思精妙。《自传》还说明了另一法宝，那就是还在于“三观超正”的“道德力量”。她始终相信邪不压正的世界秩序，总能超群地勘破恶人诡计。侦探作为审判者、惩戒者彰显出智力和道德的双重优越。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即是明证，波洛破解了谜案：十二个“凶手”是正义的复仇，死者反而是恶贯满盈、咎由自取的罪犯。波洛用良知做出了内心审判，又掩盖了真相。这显然符合所有读者的心理期待，因为追求良知比说出真相更为重要。（俞耕耘）